钧窑研究、发掘与分期新论（一）

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一类十分重要的瓷器产品。人们在论及钧窑时，必称其为宋代的“五大名窑”，并认与其为宋代用于贡御的“官窑”瓷器。因此历来为古陶瓷研究者们所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将以河南禹县为中心的一批生产天青釉钧瓷的窑场列为宋代的六大瓷系之一，同样给予钧窑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开始对宋元时期的制瓷手工业进行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综合研究，钧窑瓷器又以其广泛的生产地域和巨大的产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艺术上讲，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青色釉和多彩的窑变而备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是钧窑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大贡献。 由于钧窑的重要地位，其研究备受人们的关注，又因为在长期的记述、流传中钧窑本身和其在文献记载中的地位发生过重要的变化，文献与考古发现多有冲突，因此成为近年来陶瓷考古与研究中的一个争议较多的焦点问题。为了解决学术争端，尤其是解决钧窑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1年秋季联合对钧窑的一组中心窑场，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等窑址进行了主动的考古发掘，取的了丰富的成果。继之，我们对出土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完成了刘家门窑址的发掘简报和分期研究、下白峪窑址的发掘简报。现将发掘和研究的主要收获报告如下。 一、发掘的缘起和经过 钧窑是中目古代著名的瓷窑，同时，又是当今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的一个窑口。比如，钧釉瓷器始烧于什么年代，钧窑在宋元时期的地位究竟如何，以及钧窑的产品到底有哪些等等。 1.对钧窑的历史记载 考察古代的文献，宋元时期的文献中涉及的窑或瓷器种类很多，如对定窑、汝窑、官窑、越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等当时较重要的制瓷传统均有记载，旁涉到的窑区亦有河北、唐、邓、耀州、萧县、瓯越等地区。唯有钧窑，作为宋元时生产区域至广，产量极大且首创铜红釉、彩的制瓷传统，却独无记述，令人不解。直到明初，仍然没有明确的关于钧窑的记载。明代初年最重要的比较系统地记录瓷器的著作《格古要论》和《碎金》两书都没有记载钧窑，而被人们常常提及的《宜德鼎彝谱》一书，其中提到铸鼎彝的样式时曰：令“数目多寡，款式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照依原样勒限铸成……”因而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早关于钧窑的文献记载，可以早到明宣德三年（1428年）。然而，此书为后人托吕震之名的著述，其成书年代应该在嘉万时期。由此可见，钧窑在宋元时期直至明初大体是默默无闻的。 对钧窑真正进行具体描述的文献始于明朝中期，首先出现在清赏类的著述和笔记类书中。目前所见较早的记载有成书于弘冶甲子（十七年，1504年）的《宋氏家规部》，该书卷之四，“窑类条”下记：“钧州窑，注，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者，质甚厚。”另一部较早的文献为陆深的《俨山集》，该书卷九八《书·京中家书二十三首》记：“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做一圆架座，朱红漆……钧州葵花水奁一付，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 明代后期记载钧窑的文献材料还有张应文《清秘藏》，张谦德的《瓶花谱》，高濂所著《遵生八笺》，黄一正的《事物绀珠》，文震享的《长物志》。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通雅》，董其昌的《筠轩清秘录》《骨董十三说》，乔时敏于万历四十二年节录田艺衡著的《留青日札》六卷而成之《留留青》，等等。 这时的记载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清秘藏》对钧窑大体持肯定态度，《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日：“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在记述以上五窑后曰：“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之下有龙泉窑……将其列为宋五窑之后的第一位，描述亦中肯。第二类，以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为代表，该书中《燕闲清赏笺》将钧窑列名极后，并论其为除“种蒲盆”外，其他嚣物“俱以黄沙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大约从明代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开始指出钧窑是宋代的窑。如清朝前期佚名所著：《南窑笔记》中在描述钧窑时曰：“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骡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最后一句为其自创，表露了推崇之意，可视为对钧窑的-种溢美之辞。钧窑地位明显处于上升阶段。但从总体看，在清中期以前，记载评论大多较简略，也没有过多的溢美之辞。 从晚清开始，人们对钧窑大加推崇，甚至列为第一。如寂园叟陈浏所著《陶稚》卷上记“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龙泉、曰建……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民国以后，论者已将钧窑列为名窑之列，如清末民初人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记：“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滑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用名窑和小窑的方式区分名窑与一般窑口。不过，直到民国时期，人们并没有将钧窑直接称为宋代的五大名窑，而通常将钧窑与其他五六个窑一同并称为宋代的名窑。如吴人敬、辛安潮于1934年刊布的《中国陶瓷史》中曰：“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均等名窑。”福开森校注明项元度《历代名瓷图谱》时指出：“宋钧窑双风小尊…… 此尊不知仿何款制成，或自创耳。然制度亦典雅而文，绝非俗工可辨，必名流所怍也。夫钧窑之器在宋诸窑之下，而此尊式雅色佳，又为花器。当与定汝官哥诸器并驾齐驰矣。尊足下有五字号为数。”这里一不提宋五窑概念，二认为钧窑在宋诸窑之下，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从上述情况可见，关于钧窑的记载是后世之人在收藏活动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从客观的记述，到将其定为宋代乃至北宋初期；从认为其为一个较普通的产品种类到不断提升其身价，但钧窑一直徘徊于“五大名窑”之门槛。看来，将钧窑推入五大名窑之中的临门一脚是由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完成的。至于将“汝官哥定钧”定为宋代的五大名窑是谁最先提出的，笔者尚不敢断言，1963年轻工业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1982年由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均谨慎地避开了五大名窑的提法。或许先出现于某些介绍性文章。不过，《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论及钧窑时，明确指出：”钧窑在后世被视作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从论述中看，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们的思路大体是，前人所说的柴汝官哥定五窑，将五代的柴窑去除后，钧窑在与龙泉窑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递补入五大名窑之列。 钧窑之能够名列五大名窑，一个基本的依据是钧窑的陈设类瓷器是在北宋末年为宫廷烧制的。认为这类产品是因“花石纲”的需求或因营建“艮岳”而生产的。即存在着“官钧窑”的概念。看来，这是建立在一个新近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产物。本节的论述是想说明，对古代文献的利用应该有所判别，后世的记载，尤其是以收藏为目的的记戟，并不能作为判断当时历史事实的依据，理清文献发展的线索，认清一些观点的形成过程和原因，才能使我们对钧窑本身在其生产时期的客观历史地位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因为一、二条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就作为判定宋元时期钧窑生产状况的不可动摇的依据，尤其是再加入一些感情因素，无视考古发现等客观事实的证据，那无疑将使我们的研究陷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可悲境地。 2.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钧窑的研究 由于有古代文献的记载，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一直坚守钧窑宋代说。尽管日本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就提出了钧窑始于金代之说，50年代，陈万里、关松房等先生也曾提出过钧窑始烧于金代的观点，但由于其主要依据钧州设立的时代和汝停钧代的论据，没有明确的考古依据，因此并未能产生较长远的影响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禹县和郏县发现了唐代的花瓷窑址，由于这些黑瓷上的彩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称为唐钧。于是形成“钧窑始于唐，盛于宋。北宋徽宗时期成为御用珍品，并在禹州市东北隅古钧台附近没置官窑……”“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到金元时代，钧瓷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经典”观点，迄今为许多学者所信守。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目前所见有明确年代依据的考古材料最早的是金代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元代的证据。尤其是元代，目前发现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数百个，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省区，完全不像一种为宫廷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另外，钧窑生产一类陈设用瓷，有各式花盆、各种盆托、出戟尊等等，主要是各类花器，并在底部刻印有数字。这类器物传统上被认为是宋代的产品，更有人认为是北宋末年徽宋朝花石纲的产物，将这类陈设器与一般的钧釉器皿区分为所谓“官钧窑”和“民钧窑”。 然而，受文献影响不太大的西方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对钧窑，尤其是陈设类钧瓷的生产时代产生疑问，并根据这些陈设瓷的器形和厚重的胎体，将其生产时期排定在元末到明初。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际上正被日益增加的人群所接受。 随着陶瓷考古与宋元明考古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被呈献给研究者。然而人们却发现可以证明钧窑始烧于宋代的材料竟告阙如。目前大体可靠的考古材料只有一条，即洛阳发掘的北宋衙署中出士的一件钧窑洗。近年来，关于钧窑始烧年代讨论的汉文论述接踵而至。李民举对钧窑陈设瓷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时代为元，甚至明初。罗慧琪也对钧窑陈设瓷和钧台窑址花了大力进行整理排比，将陈设瓷的时代排定为14世纪晚期。余佩瑾将钧瓷陈设类和器皿类器物作为两类器物分别进行排比，认为陈设瓷生产于14世纪前半叶，而器皿类器物则始烧于金代后期。刘涛则将钧窑统一作为一个概念广泛收集了全国的考古材料，将钧窑的始烧时间定在金代前期。这些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考证，又有考古材料的依据。然而其结论却与某些文献的记载和以往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许多学者难以接受，使钧窑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焦点。 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如何判定不同学术观点的正误，解决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矛盾，通过对窑址进行发掘来印证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日益增多的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有强烈不同观点的两派意见，迫切地呼唤着新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成为我们对钧窑遗址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古发掘的动因。2001年9月，为了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史，解决学术界的有关争端和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钧窑遗址进打了主动发掘。 由于出土有陈设类钧瓷，并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禹州市钧台窑址，现已成为钧瓷研究所的辖地。这块宝地已很难让人染指了，因此我们只能另寻他处。根据明《嘉靖钧州志》的记载：“窑，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瓦窑在州西禁沟左右。”这是指出钧窑产地最早的文献材料，表明神垕镇西南部的窑场应是钧窑早期的中心窑场。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曾对禹县的古窑址进行过相当全面的调查，指出神垕镇刘家门窑址的产品最精，时代最早。许多多次前往禹县调查钧窑遗址的学者也告诉我们，多年来窑址所遭受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在目前条件尚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对神垕镇的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随着窑址的破坏，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就困难了，因此我们选定了这里作为发掘地点。钧窑考古队的田野考古工作自2001年9月始至2002年1月结来，总计三个多月的时间。 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的地区，地理上处于伏牛山余脉的浅山平原区。神垕镇又地处禹州市的西南角，进入丘陵地带。在神垕镇的西南部，有一座较大的山从东北向西南绵亘于禹州与郏县交界处，称为大刘山，山的北坡下有一条小河自东向西流淌，地图上查不到河的名字，当地老乡称之为白峪河或倒流河，此河最终流入汝河。 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代窑址是成组分布的一个瓷窑组群。在大刘山下，沿白峪河旁分布，每隔一二华里就有一个窑址，各窑址一般范围不大，遗存的时代也比较单一，从早到晚延烧的窑址并不多。根据这一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对相距不远的4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分别为：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